1965年，十几岁的我心怀理想，参加了县里开办的中医培训班。一头扎进中医知识的学习，真是求知若渴。培训班毕业后，我被分配进入蔚县的乡镇卫生院工作，如愿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。一次，我运用中医辩证原理成功救治了一名胆道蛔虫症的小女孩，人民日报的采访和报道，使我一夜成名，而此时的我，还未满二十岁。

1969年，因表现突出，我有幸被组织推荐到河北新医大学继续深造。更进一步的学习，使我深感中医文化之博大精深。在知识的海洋中，我废寝忘食。毕业后，服从组织安排，留校工作至今。伴随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，我的内心也充满斗志。

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。祖国需要我的时候到了，第一时间，我便主动请缨，跟随临时组建的医疗救灾队伍，奔赴灾区。我已经记不清为多少伤者包扎止痛，也记不清在来回的奔走中受过多少的伤，更记不清是否有过片刻的懈怠和休息。无数生命被掩埋地下，等待救援，每过一秒，都是将他们推向死亡。生为医者，唯有拯救生命，才是最高信仰。而与此同时，我的家中却传来噩耗，父亲去世了。我强忍悲痛与眼泪，继续未完的救援任务。自古忠孝难两全，家里肯定需要我，但祖国更需要我。祖国与灾区人民同在，我亦应与祖国同在。

1983年，我被任命为河北省中医院副院长；1995年，我担任新组建的河北医科大学副校长；1999年，我被组织调往保定职工医学院任党委书记，后兼校长；2005年，我被组织调回河北医科大学，任副书记、正校级的副校长，并兼任河北省中医院院长，同年被评委“全国先进工作者”。

依靠组织提供的平台，我得以从不同角度审视事业发展中的问题，并对症下药，推进医院管理体制改革，切身投入到医疗发展事业中。比如：在保定职工医学院上任伊始，我经过深度调研，提出了“一扩二增三提高四改善”，极大地促进了学校员工的积极性，在校生规模曾达2万余人。由于工作突出，《光明日报》曾以整版报道。

再比如：担任河北省中医院院长时，医院设备老旧，人才缺失，资金流转困难，多种问题，纷繁复杂。我响应国家号召提出了“中医立院、人才强院、特色兴院”建院方针，在省委省政府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，在全院员工的共同努力下，省中医院逐步走上了振兴发展之路，服务质量屡创新高。

担任省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25年，我每年的提案议案都围绕振兴中医这个主题。多年来，为了河北中医学院的独立建制，我组织多位有志之士联名上书，2013年，河北中医学院终于恢复独立建制，开展独立招生办学，风风火火的中医学习热潮在省内席卷而来。大力培养专业中医人才，实现专业化，规范化中医教学，为省内乃至全国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中医新力量。

虽然多年来从事行政工作，但是我始终奋战在临床一线，多年潜心的研究和探索终于有了成果，首创的“浊毒”理论，打破了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化、异型增生等胃癌前期病变不可逆转的理论束缚。

我以浊毒理论为特色，指导、发表科研论文400余篇，主编各类院校教材10余部，学术专著40余部，获批专利多项，获各类科技进步奖30余项，共培养硕士生91名，博士生31名，为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
而祖国也没有忘记我，2016年12月，我被评为首届全国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；2017年6月，又被评为第三届国医大师。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国医大师，也是唯一一位身兼国医大师和教学名师的“双师”。

回顾走过的七十年，让我骄傲的，不是“浊毒”理论，也不是“国医大师”的称谓，而是，五十多年的从医生涯，真真切切地帮助过多少人，为祖国做过多少贡献。我感恩祖国使我的生命有价值，感恩祖国对我的培育之情。

没有祖国，就不会有我的一切。七十年来，我在祖国的庇护下，成长为仁心医者，祖国予我以温暖怀抱，我献祖国以赤子之心。无数次我感慨，有幸生在新中国，有幸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祖国。

我爱我的祖国。